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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348号文本封面题

瑶族的宗教信仰有多种形式,各地瑶族的信仰不尽一致,既有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较为原始的宗教形式,也有从汉族地区传入的道教等。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已有学者对瑶族的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出版了相关调查报告①。1949年以后,各地学者纷纷对瑶族的社会历史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于20世纪八十年代陆续出版了相关调查成果;此后,更多国内学者发表了他们关于瑶族文化及其宗教信仰的论著,数量颇为可观②。国外有关瑶族的研究以日本学者较早,如白鸟芳郎曾于1969年开始对泰国北部的瑶族进行调查,并于七十年代出版了《瑶人文书》和《东南亚山地民族志》等书③,后来竹村卓二又相继出版了《瑶族的历史与文化》和《华南诸民族“汉化”之观察》等书④;2008年,神奈川大学还专门成立了“瑶族研究所”,定期编印研究通讯,并出版有《中国民间祭祀艺能研究》及《关于中国湖南省蓝山县瑶族仪礼文献的报告》等成果⑤。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以长期旅居东南亚的法国学者雷蒙恩(Jacques Lemoine)之《瑶族神像画》及《华南瑶族》等书⑥为代表,而美国学者司马虚(Michel Strickmann)的《道教与华南的汉化》⑦与荷兰学者田海(Barend J. Ter Haar)的《瑶牒新释》⑧等文章则着重对瑶族的道教信仰进行了深入分析。客观地说,虽然有关瑶族及其宗教信仰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相关研究却还不够全面和深入。这种状况,可能与瑶族多分散居住在各地,且记录其文化、信仰的文献不够集中有关。事实上,在国际学术界对瑶族的研究逐渐兴起之背景下,国内的瑶族文献曾大量流失海外,如德国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即藏有2776种清代以来的瑶族手抄本经书,其内容多与道教有关⑨。令人遗憾的是,或许是由于国外研究人力的不足,这些流失海外的瑶族文献很少有人问津,乃至没有被进行编目和制作提要,只是冷清地躺在图书馆里,有些甚至不为“外人”所知。例如,笔者于2010年3-9月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访问时,曾在该校伯德雷恩图书馆发现近300册清代及民国时期流传于云南、广西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瑶族道教经卷手抄本,它们就属于那些鲜为人知的瑶族文献。笔者曾询问该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他们并不知这些文献的来历,或许,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愿告知。笔者利用牛津大学高级研究学者的身份,在该图书馆内索阅了这批文献,并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将其看完,大致摸清了这批文本的基本内容。

这批文献为线装手抄本,其字体风格、经本大小、纸张质地并不统一,且多有破损,显然经过多次使用。可能是由于多次使用而致的破损,很多文本的封面已经脱落而不存在,或者已以另纸更换封面,导致我们很难一目了然地知道其内容。也正因为如此,伯德雷恩图书馆特藏部并没有对它们做具体的编目和提要,而是仅仅给了一个简单的编号。其在伯德雷恩图书馆特藏部的起始编号为S3259,结束编号为S3547,文本的确切数目为289册。不知是什么原因,该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提供全部的文本给我阅读,而是说其中的4册(S3356、S3538、S3539、S3540)找不到了。通过阅读,笔者得知这批文献的内容多与道教有关,但也杂有一些其他文本,甚至有少数似乎是记事、习字之类的本子。以下,试根据笔者在阅读时做的一些笔记,对这批文献的抄写时间、流传范围及主要类型、大致内容等作一简单介绍⑩。

一、抄写时间与流传范围

这批文献的很多文本落有抄写或誊录时间,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它们的“造作”时间主要为清代及民国时期。例如:S3403号文本封面题“正一初真授戒科”,并落有“雍正叁年乙巳岁五初四巳时起抄”字样;S3513号文本封面题“水符科”,封底则落“乾隆壬子年四月抄完”字样;S3427号文本封面题“大小斋用奏式”,内封又落“嘉庆十一年……录抄存本”字样;S3301号文本封面题“上梯雪山法书一卷”,封底则写有“大清道光贰拾年六月二十日腾禄法书一本,内有二十篇止”字样。又如:S3348号文本封面题“平追魂、赦用牒二纸供本在内”,并落“皇上民国五十三年甲辰岁二月抄”字样;S3544号文本封面脱落,书末却有“三宫二宫科完毕。书主盤经毫记号”、“大清中华民国丙辰岁七月冬毕”等字样。需要说明的是,像这样明确落有清代年号或民国纪年的文本,在这批文献中有很多,这里所举不过是几个简单的例子。此外,可能是由于抄写者的文化水平,这批文献中存在着不少“错别字”和常识性的错误,如上述S3301号文本的“腾禄”二字实应为“誊录”,而S3348号文本的“皇上民国五十三年”及S3544号文本的“大清中华民国丙辰岁”等说法也属于错误之表述,而这可能又与瑶族群体地处偏远、不谙汉字写法及内地政权兴替有关。

除了清代的年号和民国的纪年之外,这批文献中的一些文本还出现过其他朝代的字样,如封面题“上梯雪山法书一卷”的S3301号文本中曾有“唐朝世间造流,后代念看”字样。不过,这仅表明这种所谓的“上梯雪山法书”可能传自唐朝,并不能说明该文本抄写于唐代,也不代表这批文献的主流。

在这批文献中,很多文本还透露出了使用者的身份及其生活地区,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它们的流传范围主要为中国的云南与广西,兼及东南亚的越南等国。例如:S3288号文本内封落有“盘文金永世普传具号。杂卷在内全。以子孙应用。昔乃通天,不悉耕牛”字样,其内文有“大清国云南道承宣布政使司×府×县×埇”语句;S3451号文本内封落有“置主李院选存记”字样,其内文首为“正一戒道关告科启”,继有“奏惟 今居大清国云南道临安府……住居奉道正一披替初真弟子×”字样;S3403号文本封面落有“置主黄法镜抄”字样,内有“今据大清国广西道……弟子”及“初真弟子受戒默念咒”等字样;此外的很多文本,则落有“云南熊驱弥经”字样。还有一些文本,似乎与东南亚的越南有关,如:似为瑶族男女合婚用书的S3297号文本,扉页有四神图像,图上部题“越南瑶族”字样;内有“诵血湖经”仪式的S3305号文本,内封有像并题“越南瑶族女家”,书后有图并题“越南瑶族结婚”、“越南瑶族女人家”等。

此外,这批文献中的一些文本还落有其他地名,如封面题“丧家秘语”并落有“老君留教”、“万代广传”字样的S3452号文本,内封及后封的图像旁或标有“中国云南瑶族”、“中国广东云南瑶族”文字,或注有“中国云南湖南瑶”及“越南瑶族”字样,似乎表明使用这种“丧仪”的瑶族之分布地区很广。不过,这也并非这批文献的主流。

二、主要类型与大致内容

笔者在阅读这批文献的过程中,深感其内容与道教有着很多的关系。这种关系,从上述文本中的“正一初真授戒科”、“水符科”、“大小斋用奏式”、“平追魂、赦用牒”及“正一戒道关告科启”、“奉道正一披替初真弟子”、“初真弟子受戒默念咒”等字样,已可强烈地感受到。瑶族之信奉道教,已有不少学者论及,在此不拟再作讨论,只想专对这批文献的情况稍作介绍。事实上,在这289册文献中,除了笔者未索阅到的4册(S3356、S3538、S3539、S3540)文本,仅有S3264、S3266、S3267、S3269、S3270、S3271、S3289、S3292、S3294、S3298、S3300、S3302、S3336、S3344、S3347、S3361、S3363、S3382、S3456、S3501、S3525、S3537等20余册文本似乎与道教无关,其馀260余册均或多或少地与瑶族道教有着关系。上述20余册与道教无关的文本,内容或为儒家经典,或多佛教色彩,也有少数似乎是记事、习字之类的本子,大概是搜集这批文献的人员未及细辨而致其混入。

在这批与瑶族道教有着关系的文献中,以科仪、法术类型的文本居多。而在科仪类文本中,又以入道奉戒、驱瘟除疾、超度亡魂、合和婚姻等内容为重;在法术类文本中,则以治病除患、制邪伏鬼、藏身变化等方法为最。其他类型的文本,包含建造、择吉、看相、算命等不同内容,涉及到了瑶族人民生活的很多方面。以下略举几例说明之。

道教的科仪文本,内多各种“表”、“牒”、“状”、“符”等,如这批文献中的S3320号文本内有“求花表”、“收邪表”、“五谷表”等表文,S3427号文本内则有“正荐功牒式”、“都天豁落猛吏元帅牒”、“橃将牒”、“投师状式”、“普请状式”、“延生申奏状式”、“申三官状”、“丰都表式”、“渿河表式”等牒文状式,S3516号文本内又有“诸榜语式”、“授戒牒式”、“诸狱牒式”、“十王表式”、“符音工式”、“斗表式”、“土府表词券”等表牒词券,S3419号文本内也有“玉清宝箓朱投幽魂敕赦灵符”、“元始府黄箓白简救苦真符”及“四天保举文状”等符文。在这些科仪文本中,又以涉及入道奉戒、驱瘟除疾、超度亡魂、合和婚姻等内容的文本最多。瑶族男女的入道仪式,主要有“度戒”和“挂灯”等,因其乃是瑶族人一生中之大事,所以相关文本较多地出现在这批文献中并不足怪。例如,封面题“赵法左大度法书乙本”的S3313号文本,内有“退梯唱用”、“挂大罗灯用”、“退师男用”、“功曹发角用”等各种“法用”;书内题有“拜师傅用”的S3401号残本,文中有“众兵师父护师男”句,又有“三清歌”曰:“元始天尊为第一,灵宝天尊第二名,道德天尊第三教,老君殿上好行兵……”封面题“挂灯变橙用”的S3362号文本,内有“挂灯变橙用阴话”以及“灵官咒”、“马元帅咒”、“辛元帅咒”等,俱属这类文本。值得注意的是,这批文献还显示瑶族人的入道仪式除了“度戒”与“挂灯”外,尚有其他形式,例如:内封题“拔度新恩普潜科”的S3451号文本,首页有“正一戒道关告科启 步虚引……”字样,继有“奏惟 今居大清国云南道临安府……住居奉道正一披替初真弟子×”字样,次有“运动步虚延迎符吏”等内容,继有“弟子志谛听十戒法言”及“十戒”内容,并设“高功”与“弟子”问答“能持否?”形式,此“传戒”入道仪式似乎即与瑶族传统的“度戒”形式不同。

除了入道奉戒的内容之外,这批文献中的瑶族道教科仪还多与驱瘟除疾有关。例如:S3455号文本封面题“师公殄痘科”,内容有“殄痘川光唱”、“瘟皇唱”、“开光船唱”、“五方行瘟唱”、“四百四病唱”等,文本中部有“殄痘科终此”语,末有“瘟司科一本终笔”语,其中多有符箓,应为瑶族道教“殄痘”、“驱瘟”科仪用书。又如:S3547号文本封面题“麻疯天玑秘语”,内有“塞左门符”及“中门符”等,且言“此符用始麻疯之法”;文本中另有各种驱除“麻疯”病的具体方法,但却并非药物,而是多为宗教仪式,似为瑶族道教专治“麻疯”病之科仪用书。不仅如此,这些文本中还有专为“麻疯”病亡人举行丧仪的用书,如S3453号文本封面题“送终丧家秘语”,内封题“玄门丧家共整麻疯病天机一本”,首页为“论整麻疯病法”,继有“大合药治病存记”及各种具体药物,又有“收神兵法”、“收官符法”、“收天煞地刹龛堂大法”、“开丧起道请圣法”等,即为这类防止“麻疯”病进一步扩散的科仪用书。由这批文献中多有“殄痘科”、“瘟司科”及各种防治、驱除“麻疯”病的科仪,也可知当时瑶族生活地区的疾病流行情况。

超度亡魂与合和婚姻也属瑶族人生之大事,故其内容也频繁地出现在这批文献中。例如:S3277号文本封面题目格式为“皇上同治五年丙寅岁四月十七日第子簿法蝦 开邪招魂超度开禁奏星清水 法语 供抄一本”,内有“超度拆解大疏用”、“超度拆解黄衣表”等疏表,以及“开邪招魂超度”、“开禁奏星清水”诸种法语,即属瑶族道教用来超度亡灵的科仪文本。内封题“度亡天机一本”的S3533号文本,内有“丧家人去斩木做板法”、“开光棺椁之法”、“开食与孝男吃之法”、“给行程牒法”、“论解结之法”、“论散花之法”等,也属瑶族道教“度亡”科仪文本。而内封题“引魂幡奉请寻声救苦天尊引路上普荐接引亡者×人一位正魂早往生方”,内有各种“法用”及“北极驱邪院本坛”、“太上老君”、“造亡人桥”等字样的S3306号文本,封面题“古本喃灵科”,内有“念演丰都开华神咒”等咒语,并言“前接度此亡灵往生神仙界”的S3441号文本,以及前述封面题“开昇诸狱牒贰件在内”,内有“玉清宝箓朱投幽魂敕赦灵符”、“元始府黄箓白简救苦真符”及“四天保举文状”等符状的S3419号文本,同样皆属瑶族道教“度亡”科仪用书。至于合和婚姻方面的用书,则多为论述或预测男女婚姻之宜忌、吉凶等,间有相关的行为、仪式文本,如S3297号文本,封面题“婚姻专华秘语”,首页题“先祭师本师正盟”,内述“论初差师法”、“论金神七煞法用”、“论羊刃秘语”、“论铁扫煞法”等,并有符箓多种且注明其“贴大门”、“贴中门”、“贴房门”等用途。又如S3397号文本,封面题“婚姻祭诸煞秘语”,内容论合婚免灾之事,并提供各种“解法”及相应的符箓。再如S3497号文本,封面题“此合婚书”,内容有“占合婚男女生年本命”、“占男娶妇吉凶用”、“占夫煞妻忌娶法例”、“占鳏门寡宿煞”、“推男女命相剋”等,显为合婚占卜用书。此外,封面无题的S3272号文本内有瑶族“师公”所行“化水法”、“化路法”及“新人拜堂用”诸法,则为瑶族道士为新婚之人主持拜堂仪式用书。

在这批文献的法术类文本中,最多见的是用以治病除患、制邪伏鬼、藏身变化的法术。例如:封面无题的S3285号文本,内有“请退毒师傅用法念……”字样,以及“小退毒不用请师父”、“退毒法用大退法”、“小退退毒法用”、“安灶王法”等,且多符箓、罡步图,即似瑶族道士为人“退毒”治病用书。封面题“麻疯秘语一卷”的S3545号文本,内容则为专治“麻疯”病之法。此外,一些号称“百解”的文书也多收录有治病方法,如S3468号文本封面题“诸天秘杂百解”,内有“论人吐血共鼻出血不停治之法”、“论出外染病急时遏火之法”等,S3493号文本末题“百解大全一本终”,内亦有“论人妇冷谈符不合法”、“论发冷病(原注:格一日发一日,用此法治也)”等。而封面题“救患秘语”的S3546号文本,首页为“论大小为主初来请法”,继有“麽墨消灾之法”、“开井收六兄之法”、“收棺木之法”、“驾地桥庆贺天娘法”、“论收魂赎命之法”、“初一焚香修身法”、“论证黄泉之法”等,所涉似为瑶族道教用以“救患”、“除难”的法术。除了治病除患之外,这批文献中较多见的是用以制邪伏鬼、藏身变化之类的法术文本,而这大概是因为瑶族认为人之疾病灾难等乃是由于鬼邪作怪,欲制伏之则需道士以“象征”性的藏身、变化等来进行,例如:S3433号文本封面题“大斋秘语”,其首页即为“论镇邪法”,次则为“论变身法修斋用”;S3470号文本封面题“天师集解秘语一本”,其中的“论天仙秘语”有注文曰:“返邪用,不可乱传。”S3502号文本封面题“贡筵楼红洪恩同用”,内多各种“法”,如“禁狗法”、“收火殃法”、“禁贼法”、“收官罗口舌法”及“收五音邪师法”等。其馀如S3309号文本,内有“除瘟打病祛邪”法;S3475号文本,内有“论替家财送怪法”;S3296号文本,内有“送火星符”及“造船送怪”法;S3389号文本,封面即直接题为“投鬼书”,内容则为启奏各种“关煞”而求免灾解厄。又如:S3262号文本内有各种符图及其“法用”,如“藏身符”、“锁鬼符”及“藏身法”、“敕亡尸法”、“超度藏身法”等,S3290号文本也有“藏身法用”、“塞路法用”、“闭门法用”及“藏身符”、“断路符”等;S3259号文本内有“吹生灵符”、“安六甲符”、“聪明符”、“藏身符”等符图,S3319与3422号文本则分别有“出门藏身”及“藏身治邙”等“法用”。再如:封面无题的S3275号文本,内有“变碗法”、“敕水法”、“辞别亡人灯用”、“收邪师法用”等,其中“变碗法”言:“此碗不是非凡之碗,化为大罗城小罗城……”“敕水法”言:“此水不是非凡之水,化为杀鬼之水……”其通过“变化”来“收邪”、“杀鬼”之意显露无遗;封面无题的S3368号文本,中有“第一入门变亡人用”、“第二变亡人棺椁”、“第三变米用”、“第四变茶法用”等“法用”,而封面题“上梯雪山法书一卷”的S3301号文本,内容则包括“变梯柱法用”、“变梯法用”、“大变身法用”、“藏身上梯法用”、“变刀口法用”、“变脚底法用”、“变雪水法用”、“变手法用”、“变火砖法用”等,其“变化”范围不可谓不大;封面题“杂集麻疯秘语”的S3444号文本内又有“变身之法”,似为瑶族道士专治“麻疯”病的变化之法。此外,其他文本或有“变剑法”,或有“变手法”及“收邪师敕变水法”,或能“变盏”,或能“变刀”,或能“变签头用”,其“变”颇令人目不暇接。

除了以上内容外,这批文献的一些文本还涉及到了建造、择吉、看相、算命等不同方面的内容,例如:S3321号文本封面题“半座科”,中有“起楼唱”、“造楼唱”、“安楼唱”等内容,似瑶族道教为建造所做科仪之用书;S3278号文本封面无题,内有“灶王疏”、“安龙谢墓疏”、“安龙谢土疏”等各种“疏”,似为瑶族道教起造屋舍、安镇土垒的科仪用书。又如S3331号文本,封面题“通书一本”,内容为就具体的某事而给出吉日,其馀如S3284、S3330、S3364、S3369、S3398号文本也皆属此类。再如S3457号文本,封面题“本喃堂罣科”,内容为“论六十甲子取直神从官”,应为瑶族道教论命相之书;S3380号文本,封面无题,内有各种“手相”,似为瑶族看手相之书;S3400号文本,封面题“算命大本的书×”,内容为瑶族算命用书;其馀如S3273、S3381、S3387、S3520、S3524、S3528号文本,也皆属这类书籍。限于篇幅,兹不详述。

需要说明的是,瑶族对于道教的科仪法术等并不是简单地照搬使用,而是有着自己的改造和发展。如前述封面题“赵法左大度法书乙本”的S3313号文本,书内题“拜师傅用”的S3401号残本,以及封面题“挂灯变橙用”的S3362号文本,所述即属广为人知的颇具瑶族特色的“度戒”、“挂灯”入道仪式。不仅如此,瑶族道教的超度亡魂仪式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即相信“梅山”法王及唐、葛、周“三将军”为掌管亡魂的重要神灵,例如:S3346号文本内有“叹亡唱”词、“化钱呪语”、各种符箓及其“法”,末有“北极驱邪院出收脚引一道”称:“昊天金阙玉皇大帝鉴知当坛,仰差本院塘葛周三将军程送亡师,师敬诣梅山九郎,案下惨见众兵,不行地微之门,即行老君弟子之郎,早登净戒,须至引者右仰唐葛周三将军准此。”S3354号文本,封面题“具游梅山三十六洞书”,内有“梅山三元教主祖本程引,北极驱邪院给迁入梅山程引 今据……”、“梅山三元教主程牒,北极驱邪院梅山十八洞进程一道”字样,并录有梅山三十六洞先师及“幽冥十殿王”名称,如“梅山一洞九帝先师”、“梅山三十二洞唐葛周三将军先师”等,俱应为瑶族道教“送魂”科仪用书。而S3274号文本内有“北极驱邪院孝堂给出修路牒一道”、“北极驱邪院孝堂给出修路引一道”,以及“唐葛周三将军”、“超荐亡魂,迎王过殿,以往梅山参拜众法王”等语句,则似为瑶族道士超度亡魂之科仪用书。至于一些文本提到的科仪如“孝斋”、“丧斋”等,也似为汉地道教所无。此外,这批文献中的很多文本并非直接叙述各种科仪法术,而是多冠有“论”字,如S3430号文本有“论大小筵会生人初来请法”、“论打丁法”、“论存六畜法”、“论丁木法”、“论烧竹头法”、“论整坛法”、“论发师出脚法”、“论六丁六甲法”、“论进表法”、“论安坛法”等,S3469号文本又有“论大便之咒”、“论初一十五烧香之咒”等,其所“论”当有瑶族道士自己的见解。只是,关于这些改造和发展的具体内容,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三、巫术的痕迹与儒佛的影响

在这批文献中,一些文本还流露出浓厚的巫术痕迹,显示出瑶族的宗教信仰乃是道教与巫术相混。瑶族的信仰,本来多有原始宗教色彩,如前述“梅山”法王等神灵,即是从瑶族的原宗教信仰中发展而来。此外,南方少数民族又有宗奉“闾山”者,而S3375号文本内的各种表疏奏文准式,如“盤王削罪疏意式”及“释罪宗师表式”等,其中曰:“太上奉行北极驱邪院川通闾梅二教三戒弟子×人诚惶诚恐稽首顿首百拜上言……”,由“闾梅二教三戒弟子”之言,可知闾山教与梅山教似曾在瑶族中融合。这批文献中的S3534号文本,封面题“壹本锁倩秘 大斋始邙秘”,内有“论锁倩法”、“论匙法”、“一轮锁倩法了重起始邙之法”、“论斩鸡敕鬼”等,内容则多有巫术色彩。又如S3535号文本,封面题“巫门授戒法”,内容与前述诸种“授戒”和“度戒”方法并不相同,其特殊的“巫门授戒”方法颇值得我们注意和研究。

这批文献中的另一些文本,则显示出儒家及佛教对于瑶族的影响。如S3423号文本封面题“敕坛科”,文中“斋醮”所请既有大量“天尊”、“真君”、“星君”等道教神灵,也有“二十八代摩麽禅师”及“教主弥陀尊佛,观音菩萨海会如来,儒教文素宣王孔子仙师”等,表明其乃尊奉儒释道三教神灵之书。又如S3263号文本,文句为歌谣式,其中有“孝顺要生孝顺子”及“阿弥陀佛”、“罗汉”等字句,内容也多染有儒家、佛教色彩。再如S3377号文本,中有“唐王出世歌”颂扬“唐王”、“盤王”、“僧家”、“和尚”等,而S3376号文本中的“行平庙复曹”歌则曰:“僧家托香寺门过,寺门留下七明香。三尺红罗扫佛殿,四尺红罗扫佛堂。”由歌词中多有“僧家”、“和尚”、“寺门”、“佛殿”、“佛堂”等语,可知瑶族曾受佛教影响。此外,S3266号文本内有“孟子戒曰”、“周易戒曰”、“七制戒曰”等字样,S3347号文本内封题“六经堂考订四书正文中庸”,S3361号文本封底题“三庙书三本”,书末落“嘉庆二十肆年……抄流落三庙圣王书。盤儒士完笔,付赵元周子×永远流传”字样,其内容俱为儒家经典文句。而S3326号文本前为“三清出世歌”,后有《孟子•告子上》内容,S3292号文本实为《孟子》刻印本,S3525号文本则实为《论语》刻印本。这些,皆体现出儒家学说在瑶族群体中有着不小的影响。或许是因为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这批文献中还有着一些宣扬瑶族伦理教条的文本,如S3286号文本的内容即为瑶族的各种乡党“禁约”,而S3294号文本的内容则有“一说主子不正”、“二说禁约”及“二十八说争夺天地”等,皆为瑶族乡党伦理条文。只是,这方面的具体情况,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总之,笔者认为这批文献不仅对于了解瑶族的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等有着很大价值,而且可为研究道教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的传播和发展提供新的材料。限于时间,笔者在牛津大学所做笔记较为简陋,而本文的介绍和讨论也并不全面和深入,详细和深入的探讨尚待来日。我们希望,以上粗浅的文字能够引发国内外学界对这批瑶族文献的兴趣,促使更多的学者加入到瑶族道教研究的队伍中来,以求这批文献不致因深藏闺中、少人问津而丧失它们应有的价值。

注释:

①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46-47期,1928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民俗》复刊号第1卷第3期(广东北江猺人调查报告专号),1937年。

②详请参阅徐祖祥:《瑶族的宗教与社会——瑶族道教及其与云南瑶族关系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2页。

③白鳥芳郎编:《[ヨウ]人文書》,講談社,1975年。白鳥芳郎编:《東南アジア山地民族誌:ゃオとその鄰接諸種族:上智大學西北タイ歷史•文化?{查團報告》,講談社,1978年。

④竹村卓二:《ャオ族の歷史と文化:華南•東南アジア山地民族の社会人類学的研究》,弘文堂,1981年。竹村卓二编:《儀礼民俗境界:華南諸民族“漢化”の諸相》,風響社,1994年。

⑤廣田律子:《中国民間祭祀芸能の研究》,風響社,2011年。廣田律子等:《中国湖南省?{山県ヤォ族儀礼文献に関する報告Ⅰ》(“神奈川大學歷民調查報告”第12集,神奈川大学大学院歷史民俗資料学研究科印,2011年)。

⑥Jacques Lemoine, Yao ceremonial painting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Donald Gibson, Bangkok: White Lotus Co., 1982. Jacques Lemoine, ed., The Yao of South China: recent international Studies, Paris: Pangu, Editions de l′A. F. E. Y., 1991.

⑦Michel Strickmann, “The Tao among the Yao: Taoism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South China,”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記念の会编:《歷史における民眾と文化:酒井忠夫先生古稀祝賀記念論集》,國書刊行会,1982年。

⑧Barend J. ter Haar,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Yao Charters," in Paul van der Velde and Alex McKa, eds., New Developments in Asian Studies,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8.

⑨Lucia Obi与Shing Müller合撰,詹春媚译:《瑶族之宗教文献:概述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之馆藏瑶族手本》,《民俗曲艺》第150期,第227-279页。尹翠琪:《“道教与当代世界——道教的养生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议综述》,《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

⑩由于这批文献是手抄文本,其中一些文字无法辨认,故以下用×字符代替之。又,文本中还有一些文字与汉字的用法不同,似为汉字的“错别字”,故随文在括号内标注出其可能的对应汉字。此外,原文无标点断句符号,且多有空格,兹谨标点之,但保留空格式样。

如拙著《道教与云南文化——道教在云南的传播、演变及影响》(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曾有专节介绍瑶族与道教的关系。此外,尚可参阅徐祖祥著《瑶族的宗教与社会——瑶族道教及其与云南瑶族关系研究》等。

此处“罣”字原本上有“宁”字头。

按:S3457号文本内容分两种纸质,首尾内容为“论六十甲子取直神从官”,中间部分则有“解冤释结凭三宝,洗罪除衍仗参扬”、“九忏冤家令解脱,十忏亡灵早生天”等内容,似为与“命相”书籍与“超度”文本错订在一起。

按:S3273、S3381、S3387、S3520、S3524、S3528号文本的内容,实多为择吉、看相、算命等不同内容相互混合在一起。

(作者郭武,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海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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