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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其词源来讲来自,新宗教政治运动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现象

美刊《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第40卷第4期刊登了美国学者尼柯·凯迪题为《新宗教政治运动:“原教旨主义”何地、何时以及为什么出现?》的文章,论述了新宗教政治运动的定义以及其出现的地点、时间及相应的原因。文章认为,新宗教政治运动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人们重新重视传统宗教,认为其能解决现代社会日益严峻的危机,并力图取得政权,其意识形态既非自由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而是保守主义。作者认为,新宗教政治运动是1970年之后发展壮大的,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传统的社会主义遭受到历史性失败,而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制却在全世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对政府不满和失望,于是人们转而回到传统宗教中去寻找认同和解决办法。文章内容如下。

陈德成

一、有利于宗教政治运动发展的世界趋势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伊斯兰世界政治发展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种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仅对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发展和政局稳定产生不小的影响,而且在世界政局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可变因素。此外,就其自身来说,它仍在不断发展变化,同时还蕴藏有不可低估的能量。因此,深入地研究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当我们讨论宗教政治运动时,常常会列举一些有利于这些运动在近期产生和发展的世界趋势,下面就列出了在许多地区出现的一些这样的趋势。人们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其中的一些趋势,而对于另一些趋势,人们在一些地方却感受的不那么强烈,例如,一直持续到1998年的发生在东亚的最初两次宗教政治运动。这些趋势如下:

第一,虽然近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扩大(这是造成全球化的主要因素)提高了世界生产的总产量,但是不同的地区、阶级、种族和性别却发展得不平衡。在大部分地区,伴随着工作不稳定和被迫移民现象的出现,收入分配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公众的不满情绪和对身份认同的担忧。

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出现于19世纪后期,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运动的狂飙突起以后,人们才予以足够的重视。

第二,出现在发达国家、中东、南亚大多数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减缓、停滞和不稳定现象,加大了公众的不满情绪,激发了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产生,这样使得一些地区的人民趋向于民族主义,而另一些地区的人民则趋向于宗教政治思想(常常与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

所谓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相对于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言的。既然都以原教旨主义相称,当然会有某些共性:就其价值取向来说,它们都是内在的、历史的;就其对现实来说,它们不是适应思潮而是回应思潮。另外,它们都强调正本清源,回归传统,返朴归真,视伊斯兰初创时期为黄金时代,把“乌玛”(Ummah,信仰者共同体)作为理想模式,并以其为标准衡量现实。原教旨主义来源于英文的Fundamentalism一词,原指美国新教徒中严格遵循基督教信仰中原初的、根本的、正统的信条的一股潮流;就其名称来说,取自1910年之后的一两年间出版的名为《根本的东西:真理的证明(The Fundamentals:A Testimony to Truth)》小丛书。现在这一概念已被用来指称各种宗教中要求返回初始原典教义的派别和主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就其词源来讲来自“沙拉夫”,其意为“祖先”。8世纪中叶,“沙拉夫”一词被赋予新的含义,即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几代,尤其是前三代穆斯林的权威。于是,“沙拉夫”一词又衍生为“沙拉菲亚”(Salafiyya),其意为尊奉前三代穆斯林为楷模的一伙,即今天所谓的原教旨主义派别。此外,还引用一条圣训作为其合法性的依据。“圣训”称,最好的一代是穆罕默德的一代,接着是第二代,再接着是第三代。这条圣训强调的是伊斯兰教的原始精神。前三代,尤其是第一代穆斯林的思想和行为应被后人坚持和仿效。[1]当前在阿拉伯文书籍中,广泛使用“乌苏利耶”来指称原教旨主义。“乌苏利耶”是“乌苏勒”一词的形容词。“乌苏勒”,阿拉伯语,其意为“根源”、“原理”。用“乌苏利耶”作为称谓,表明它坚持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原始教义和本来精神。现鉴于“原教旨主义”已广为通用,故本文也暂用此称谓。

第三,日益增长的移民现象可以提升人民的生活标准,但是却造成了一些其他紧张压力。城市化的移民和国际移民都经历了偏见和歧视,这就激发他们产生了反对现有思想体系的思想。如同印度锡克教徒在加拿大开展了宗教政治运动一样,有些宗教政治运动最早都聚集发生在国外。对于那些离开家园由农村转入城市的移民来说,“原教旨主义”看上去似乎比世俗的民族主义更加熟悉。有些地方还发生了反对移民的宗教政治运动。

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比,不仅时间上属于当代,而且就其深度、广度、系统性、所含社会内容以及影响度等都大大超过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具有以下特点:

第四,妇女在生活方式、工作、婚姻和母亲角色上有了更多的选择,这在减少了男权制所带来的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新的压力,例如,离婚率的上升、妇女不能很好地照顾孩子,以及对男性特权提出了具有争议性的挑战。这些现象激发一些人产生了对事情原来样子的怀旧情绪,而近期在家庭结构上出现的一些其他变化也使得年轻人更加独立,更加渴望找到新的身份认同。

强调与时代潮流相趋同

第五,世俗国家权力的持续增长在带来了一些社会效益的同时,往往会偏重照顾了一些群体,但却又建立了一些被许多其他群体反对的规章条例。政府常被公众指责应该对国家发生的社会、经济变化负责,而无论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政府都没有成功地解决国家内部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所以公众就转向去寻找一个新的但又熟悉的思想体系来取代对政府的期望,无论这种思想体系是右翼的民族主义还是宗教政治思想。

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强调正本清源、返朴归真的同时,还主张与时代潮流相趋同。它虽然坚决反对西方的价值观念和其他非伊斯兰教观念,但还是试图把西方有用的东西结合进伊斯兰教,或者至少根据伊斯兰教精神对它们重新解释。它执着地坚持《古兰经》本义,却反对盲目地追随以往经注家的注释,提倡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地处理和解决问题。它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法,重点是恢复伊斯兰教法在国家各个领域里的指导地位和指导作用,并根据现实的政治需要予以灵活地解释,而不主张恢复教法某一具体领域里的法规,也不打算回归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的传统。哈桑·班纳(1905-1949年)认为:“这一运动远不是从一种盲目的狂热中得到推动,鼓舞它的是对伊斯兰价值的强烈尊重,它的价值同现代思想所发现的社会上最高尚、完好和经过考验的一切完全吻合。”[2]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1902-1989年)在论及伊斯兰政府时声称,他的设想在伊斯兰教中找不到,但是这是根据伊斯兰精神,按照“伊智提哈德”的原则提出来的。正是由于注意与时代潮流相趋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中才出现了如下一些提法:“伊朗政权的形式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形式”、“利用科学技术和人类的最先进的经验成果”、“正确地利用报刊、大众媒介和其他手段”,“通过建立研究中心和鼓励研究人员的办法来加强科学、技术、文化和伊斯兰研究”以及“保证男女公民各方面的权利,为人人建立司法安全和在法律面前的平等”。[3]

第六,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城市人口的增长使得许多人能够更加有效地表达他们的不满情绪,这一点有利于宗教政治思想体系的产生,因为这些宗教政治思想体系让人们觉得似乎比较熟悉,而且追随这些新的宗教政治思想的人还能够声称自己的观点在道义上占优势,并且还可不受无信誉的国家和政党的控制。

具有强烈的夺取政权的政治意识

第七,全球文化的同质化使人们在基于“认同政治”的基础上对社会作出了一些反应,其中包括更多地拥有民族主义和宗教政治思想,因为人们认为这些思想比现行的世俗制度能更好地表达他们的需求,而现行的世俗制度则比较赞赏普世的西方现代价值观。在一些地区(如斯里兰卡和前南斯拉夫),宗教、民族、语言的分裂几乎同时发生,这更加加大了分裂的程度。许多人还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危机现象,他们认为道德危机是需要用宗教的方法来解决的。

伊斯兰教是两世兼重的宗教,而尤为重视现实的人生世界。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大地发展了伊斯兰教重视现实这一层面,极力主张夺取政权,参与政治。不管是“温和派”理论家,还是“激进派”理论家,都连篇累牍地著书立说,阐述夺取政权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合法性。他们之间所不同的是,前者主张以合法的、渐进的方式,实现国家政权、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的伊斯兰化;后者则崇尚暴力,主张武装夺权。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染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不是偶然的。众所周知,20世纪,伊斯兰世界主要有两种意识形态,一为世俗民族主义,二为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两种思想体系在反帝反殖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国体、政体及不同派别的政治利益问题上,则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尖锐的对立。随着世俗民族主义力量的节节胜利,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则处于劣势,甚至有些骨干分子和头面人物惨遭杀害。后来,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无论是共和制民族国家还是君主制民族国家,都盲目照搬西方或苏联模式。虽然经济有较大发展,但随之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非常严重。社会分配极不合理,贫富不均触目惊心,许多人的收入仅从绝对数字上看是增加,但实际上并无改善。随着财富的增加以及政府权力和活动范围的扩大,贪污腐化猖獗。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破坏了传统的社会连接关系,产生了疏离感和偏激情绪。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长驱直入,社会道德普遍颓废沦丧。这一切,正好为心怀不满的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利用,他们把它归之于世俗民族主义政权对伊斯兰教的背叛,从这一点出发,自然地会得出推翻现政权的结论。

第八,南半球国家人民健康状况的改善导致了那里的人口数量的增长,而人口数量的增长又带来了新的压力,也使得人口特征呈现出由更多非常年轻的群体构成的趋势,而这些年轻人也正是这一地区宗教政治运动的主要支持者。

重视现代政治斗争手段

在这些运动中,没有一个运动是具有了上述所有的趋势才发生的,可这些趋势因素又都包含在每一个以不可预期的方式积极发展的运动中。为了能够比较这些运动,本文必须强调这些运动所具有的普遍因素而不单独阐述每一个运动所具有的独特特征。

在坚持圣战的同时,要充分地利用现代政治斗争手段,这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家,特别是“温和派”反复强调的。所谓现代政治斗争手段,指的是组建政党、参加选举、议会斗争等。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有三条,一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从客观上,加速了世界民主化过程。为了适应世界潮流,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国家,或扩大政治参与,或放弃一党专政,从而为政党参政提供了可能。二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中坚分子,由于组织和领导颠覆现政权的活动而遭到残酷镇压,被迫改变斗争策略。三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核心力量已不是传统的乌里玛阶层,而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新一代,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对现代政治斗争手段较为熟悉。当前合法斗争趋势愈益突出的事实,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现代政治斗争手段的关注。在阿尔及利亚,有影响的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党、组织多达20几个。始建于1989年3月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在1991年12月26日阿尔及利亚的首次多党议会选举中,在选出的211个席位中,获得188席。为阻止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夺取政权,军方宣布取缔“伊斯兰拯救阵线”,凭借铁腕控制了动荡不定的局势。在苏丹,哈桑·图拉比组建“苏丹全国伊斯兰阵线”,3年后夺取了全国政权。在黎巴嫩,“真主党”在1992年议会选举中取得极大成功。约旦的“穆斯林兄弟会”通过竞选已基本上控制了议会。1992年10月,科威特议会50个选举席位中,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取得了其中的2/3。此外,在中亚,1990年以后,乌兹别克出现“统一意志人民运动”、“正义组织”;哈萨克兴起“九月党”;吉尔吉斯诞生“吉尔吉斯运动”;塔吉克产生“伊斯兰复兴党”。其中,尤以“伊斯兰复兴党”最为活跃,不到两年时间就发展到近10万人的规模,并与“民主派”联合,以暴力一度推翻以纳比耶夫为总统的塔吉克政府。

二、为什么宗教政治运动会出现在它们现在所出现的地方

基本骨干是非职业性的宗教思想家和知识分子

如果我们要寻找那些最能表现“新宗教政治”思想的运动,我们会发现这类重大的运动主要都发生在美国、南亚、穆斯林世界和以色列。在穆斯林世界,最强大的运动发生在中东,而到目前为止,发生在东南亚、非洲和中亚的运动还不那么突出。在拉丁美洲最盛行的解放神学与那一地区的国教及国教教义相比是不同的,它在思想意识上不那么传统,而是表现出更加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无论是自由主义运动还是社会主义运动,都与“新宗教政治”运动强调保守主义和遵循具有不变的一致性的宗教教义的理念不吻合,所以尽管基督教民主党和其他那些接受现存的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国家制度的党派与温和的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区别界限并不严格,可我们仍不把这些党派包括在“新宗教政治”思想或运动中。

所谓基本骨干,指的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理论家和中坚力量。这些人已不是传统的乌里玛阶层,而是一批非职业性的宗教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哈桑·班纳曾就读于师范学校,当过教师;赛义德·库特卜也当过教师,并于1948年至1950年赴美国留学,主修教学管理专业;希克马蒂亚尔是60年代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拉巴尼是喀布尔大学的教授;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显然属于传统的乌里玛阶层,但他的理论富有强烈的现代政治色彩,他的追随者有不少人受过西方教育并担任政府要员;“哈马斯”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阿卜杜拉·阿齐兹·兰蒂西曾获得过博士学位,是加沙伊斯兰大学的教师;在今年近期阿富汗武装冲突中,新崛起的“塔利班”派已为世界瞩目。“塔利班”是波斯语,意为学生,因其领导和骨干是学生,故名。

基于对原教旨主义概念的不同定义,有一些学者把这一概念限定后特指那些只信奉一个圣典经文的一神教宗教,所以他们把印度教和佛教复兴主义运动都归入另一类别。鉴于我所强调的不是一神教的圣典经文至上主义,而是宗教政治、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想理念,所以我把信奉民族主义的印度教徒、印度锡克教徒和佛教徒都包括在原教旨主义概念中了。在南亚地区发现了一些信奉种族集团主义或宗教民族主义的人,他们和那些最近为夺取政权和国土而斗争的国家中的一神教教徒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些人包括以色列的犹太人,以及东南亚、巴基斯坦和其他一些地区的穆斯林。尽管没有规定说什么是可比较的,但是因为印度教教徒、南亚佛教徒和部分信奉圣典经文的锡克教徒所参加的宗教政治运动符合“新宗教政治”运动的定义,所以把这些人和他们所参加的运动都包括在“新宗教政治”思想和运动中是十分有用的。如果省掉了南亚国家就意味着不能全面理解新宗教政治运动,因为我们可以从研究南亚地区的宗教民族主义而获得对新宗教政治运动更多的理解。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思想家——毛拉毛杜迪(赛义德·阿布·阿拉·毛杜迪)就来自同时也反映了这样一个种族宗教复杂的环境和背景(而早期出现的埃及穆斯林教友会并没有产生出如此全面系统的思想学说)。毛杜迪是第一个把如像“伊斯兰国家”这样的主要概念理论化的人,他极大地影响了埃及和阿拉伯宗教政治运动的主要理论活动家——赛义德·库特卜。

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上述特征向人们昭示,它已和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明显的不同,虽然在形式上是传统的,思想方式上是回归的,但其内容是现实的。它是新时代的产儿,脱胎于现代化母体,并成为现代化政治的组成部分。

看一下美国、南亚、以色列和穆斯林世界,人们会对这些地区所存在的主要差异感到非常震惊,而且这种震惊远远大于对这些地区的相同之处的震惊。正像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历史都非常不同一样,这些地区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宗教。美国是一个经济发达的超级大国并控制着其他地区;以色列经济发达,有着一个受迫害与处于统治地位两者混杂的历史经历;南亚和大多数穆斯林世界的国家更加贫困而且也更加欠发达,并且都经历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阶段。尽管发生在这些地区的宗教政治运动反映出了这些差异,但是伴随着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西方化,并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看作是新殖民主义侵略的文化武器,这些地区的宗教政治运动也呈现出了一些主要的相似处。在这些非常不一样的地区都发现了新宗教政治运动,特别是这些运动的出现似乎都不是因为某一个原教旨主义文化对另一个文化的直接影响而造成的,所以人们会问,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现象还是一个时代的发展趋势呢?或是我们没有在恰当的地方寻找可比性的特点呢?

导致新宗教政治运动产生的特点包括上文列出的那些特点,例如,在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时,人们试图寻求一种安全的认同感;日益加大的收入差距;妇女地位、家庭和性道德标准的变化;世俗的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断加大可又常常不受国民的欢迎,以及这些政府未能满足他们国家国民的经济和文化需求。我们是在讨论新宗教政治运动时强调了上述特点,可是其中的许多现象就如同它们存在于新宗教政治运动发展强大的国家中一样,也存在于那些新宗教政治运动发展不强大的国家中。因此,这些特点因素并没有回答为什么这些运动会出现在它们现在所出现的地方这一问题。所以,尽管这些特点因素很重要,我们也不再重述它们,而是把它们假设成是许多出现了重大的新宗教政治运动和没有出现重大的新宗教政治运动国家所共有的背景。

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非个人的创造,而是集体成果。它拥有一大批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这些人曾为其形成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其中主要有埃及的哈桑·班纳、赛义德·库特卜、穆斯塔法·西巴伊、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吉、阿卜杜拉·贾瓦德·亚辛;巴基斯坦的阿布·阿拉·毛杜迪;伊朗的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阿里·沙里亚提;土耳其的内季梅延·埃尔巴坎;苏丹的哈桑·图拉比等人。

我先提出一个解释性的假设:到目前为止,重大的新宗教政治运动在最近几十年中仅发生在那些大部分人口都信仰和强烈认同超自然的一神教的地区。而且,这些地区近期还必须具有下述其一或者两者都有的现象。第一,该地区有相当高比例的人口认同他们宗教传统中有关神或众神的基本教义以及其他经文文本内容等。唯一一个适合描述这一现象的词就是“笃信宗教”,这个词通常的用法与在这里的用法不同但还是可知道其意的。其次,还会有另一种现象,即起码有两个强大的宗教团体同时存在,人们对自己的宗教团体具有广泛的类似于民族主义式的认同,但都反对其他宗教团体。我们将把这第二种现象称为“宗教民族主义”或“种族集团主义”,这一称谓就像“原教旨主义”一词一样,至今仍被大家(甚至包括许多不喜欢它的人)所使用,因为这一词汇是在提到原教旨主义时唯一的一个恰当的词。

尽管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各家各派的学说很不一致,但毕竟在某些根本性问题上是相同的。

笃信宗教或宗教民族主义因素常常是区分某些地区有没有重大的新宗教政治运动发生的主要因素,例如,是否存在着上述笃信宗教现象将美国和西欧、穆斯林国家和佛教国家区分开来。除了在讨论一神论的经文至上主义是否是产生原教旨主义所必需的这一问题时,学者们很少讨论笃信宗教或宗教民族主义这两个因素,而讨论第一个问题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美国和西欧在原教旨主义的发展程度上存在着差异这一现象,美国人信仰宗教的程度比较高而且教会成员多,而西欧则与之相反。尽管在讨论关于宗教信仰和认同的程度会受到时间和地区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变化这一问题时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在新宗教政治运动发展的现阶段,人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出这些差异程度,因此也就可以对这些宗教信仰和认同的差异程度进行归纳概括。

彻底否定世俗的、政教分离的国家体制,鼓吹建立神权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

种族宗教群体和原教旨主义群体的形成都是由世俗化的政府和占社会统治地位的精英们逐步刺激而造成的。政府和精英们总是提出一些让这些群体中的许多人感到厌恶的议案措施,这些包括自1962年以来的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案例、发生在美国和印度的积极行动计划、穆斯林世界以及其他地区在法律、教育、性别和家庭事务上的改革变化。另外,在许多世俗政府刚开始上台掌权的地区,不管这些政府是倾向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它们都还不能解决当地的一些主要问题,所以公众对政府普遍感到失望。

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强调国家体制伊斯兰化,主张以伊斯兰教教义为国家、社会、群体和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认为世界一切主权皆属于真主,只有真主才能统治人类,而任何人的统治都是违反伊斯兰的。它的奋斗目标是建立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神权国家。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宣称哈里发是伊斯兰统一的象征,主张建立由哈里发担任首脑的政府。毛杜迪则极力反对以建立世俗民族国家为目标的“穆斯林联盟”,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库特卜认为,当今世界仍处于伊斯兰教产生前的“贾希利耶”之中,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对真主在世界的主权的侵犯;阿拉伯民族主义不是把主权归于真主,而是归于阿拉伯民族,因此是非伊斯兰的;要反对任何形式、种类和方式的人的统治,推毁人的王国,建立真主的王国。霍梅尼声称,穆罕默德·巴列维的宪法中关于政治体制的定义以及把建立君主政体和世袭统治作为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的规定,是从英国和比利时输入的,是从欧洲国家宪法中抄来的,因此要予以彻底否定,代之以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

无论是近期所发生的快速而且常常不受欢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还是笃信宗教或宗教民族主义,似乎都是原教旨主义运动变得更加强大所必需的条件。笃信宗教和宗教民族主义两个因素强烈影响到一个强大的新宗教政治运动是否会在某一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都非常适合的地区发展起来,但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似乎又是解释新宗教政治运动什么时候会发生的最重要的因素。而且,主要的宗教政治运动都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才出现的,这一时期,在那些已经出现笃信宗教或宗教民族主义现象的地区,都已经发生一些具有近几十年典型特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化。

反对法制世俗化,实行法制伊斯兰化

拉丁美洲地区可能是未来将出现新宗教政治运动的一个地区,因为这一地区既有笃信宗教现象,又有许多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但是,这一地区的原教旨主义者大多是还没有打算要推翻旧的权力中心的新教教徒。而至今为止,甚至在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地区,除了产生了一些政治上不那么重要的“整体论主义”的传统主义运动外,罗马天主教徒一直都在抵制原教旨主义。一个具有成熟的思想体系的运动很有可能会挑战罗马天主教会,所以对于那些具有传统主义思想而且只关注于教皇所强调的问题的天主教徒来说,他们可以支持天主教原教旨主义运动所提出的政策纲领而不加入这个运动。罗马天主教是仅有的一个具有一个教义领导人的主要宗教,这是一种能抑制产生地方原教旨主义运动所需的灵活性的力量。这些抑制因素也许也存在于其他地区,所以如果一些强大的原教旨主义运动出现的话,那么之前所提到的那些因素似乎就是必需的,但是即便那些因素已经存在了,也并不保证一个强大的运动就已经出现了。

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认为,当代伊斯兰世界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根本原因是以世俗法制代替宗教法制,使真主的法制徒具虚名,所以必须逐步恢复伊斯兰法制。对于一个名符其实的伊斯兰国家来说,其基本特征就是以伊斯兰教法为国家和社会根本大法。毛杜迪主张,没有实施真主统治,没有按教法治理的社会,都是处于“贾希利耶”之中。霍梅尼强调,伊斯兰政府是法治的政府,只有真主才是统治者和立法者;伊斯兰政府意味着服从法律,并依法判断;伊斯兰政府和立宪政府(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区别,在于后者的代表是人民的代表或国王的代表,而前者的立法权限属于万能的真主,旁人无权立法;在第12代伊玛目“隐遁”期间,只有具有伊斯兰教法全面知识的教法学家才有资格承担领导穆斯林社团的责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规定:“当伊玛目马赫迪不在时,伊朗由公正、虔诚、明于时势、勇敢、机智、有组织能力、为大多数人民承认并接受为领袖的毛拉管理和领导,如果不具备有多数人拥护的毛拉领袖,就由一些具备上述条件的毛拉组成的领导委员会承担这些责任。”[4]

笃信宗教或宗教民族主义现象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和经济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都发现了新宗教政治运动。截止到1998年为止,一些地区的新宗教政治运动发展得非常迅猛,与这些地区相比,东亚地区的新宗教政治运动发展得相对比较弱,这既反映了这一地区人们的笃信宗教程度较低,也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也比较平衡的特点。笃信宗教现象使得大多数新宗教政治运动都带有保守主义的性别思想理念,这种理念认为男权主义对人们具有宗教和经文教义上的约束力。

宣扬进行“圣战”,主张诉诸“行动”

上面列出的大多数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都存在于新宗教政治运动发展强大的国家中(这不包括一些国家状况和发展都不稳固的非洲国家,也不包括部分收入分配差距没有明显加大的东亚和欧洲的一些国家)。截止到现在,强大的新宗教政治运动的出现既需要一系列具有近几十年全球化特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因素,也需要一个强大的笃信宗教和宗教民族主义的背景因素。

在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词典中,“圣战”与“行动”是两个重要概念。“圣战”,阿拉伯语为“吉哈德”,意思为“尽力而为”,原指穆罕默德与麦加多神教徒的战争,后来泛指为弘扬主道而进行的战争。“行动”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提法,来源于穆罕默德从麦加向麦地那的“迁徙”,与“圣战”同义。因此,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又有“行动主义”之称。关于“圣战”的理论,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从三个方面加以发展:1.提高“圣战”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认为近代伊斯兰世界的衰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背离了伊斯兰教“圣战”精神,要建立伊斯兰政府,就必须进行“圣战”。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吉宣称,一般说教和虔诚不可能建立伊斯兰国家,伊斯兰国家要靠对抗和流血。2.主张“圣战”具有进攻性和防御性。认为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学家把“圣战”仅仅作为一种防御手段是不可取的,“圣战”本来就具有进攻性和防御性两个层面,今天尤应突出“圣战”的进攻性层面。毛杜迪认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要积极投身于“扬善除恶”的集体行动之中;库特卜主张,要脱离当代“贾希利耶”,不仅仅是改变和变革,而是要彻底摧毁现存的非伊斯兰秩序。3.强调“圣战”是个人义务。认为“圣战”不仅仅是集体责任,而且也同样是个人义务,每个穆斯林都应随时随地为伊斯兰而战。经过“改造”的“圣战”理论,更加具有战斗性,其影响也很广泛,现已成为诉诸暴力手段的合法依据。

许多参加宗教政治运动的人也许主要具有宗教思想和动机,或是主要具有政治思想和动机,而他们所参加的运动则是两者兼备。并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所有运动都在持续发展壮大,因为各种原因,使得其中的一些运动已经被压制下去或是变弱了,这些原因包括一些政府行为、已经改善的社会、经济或政治状况、人们对极端行动的反感,以及这些运动内部出现的政治错误等。

否定现存国际体系,建立伊斯兰世界体系

三、新宗教政治运动的共性与差异

伊斯兰教具有普世性特征,它既内在于国家与民族之中,又超越于民族与国家之上,这是它经久不衰或衰而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进一步发挥了伊斯兰教的普世性和超国家、超民族性,它成了一种国际性政治思潮。众所周知,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两条著名的原则,一是全世界穆斯林皆为兄弟,二是输出伊斯兰革命。前者被哈桑·班纳所坚持,后者为霍梅尼所推崇。关于兄弟之说,是来自《古兰经》中“穆斯林皆兄弟”经文。哈桑·班纳缔造的组织也取名“穆斯林兄弟会”。他认为,伊斯兰是信仰和崇拜,是祖国和民族,所有的穆斯林是一个民族,伊斯兰祖国是一个国家。“穆斯林兄弟会”已发展为一个国际性组织,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苏丹等国皆有其分会。霍梅尼一直坚持输出伊斯兰革命。他指出,现存的国际体系是不合理的,应该用伊斯兰世界体系取而代之,而伊朗则负有领导实现全球伊斯兰化的神圣使命,我们要抛开不输出革命的想法,应努力向世界输出我们的革命,因为伊斯兰是不分国界的。苏丹的哈桑·图拉比也步霍梅尼后尘,主张向邻国输出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是在全世界建立伊斯兰世界体系的理论的激励下,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震撼了全世界。

至此为止,我们的讨论具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为宗教政治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第二,给新宗教政治运动下了一个定义,这一定义并不仅仅是基于经文至上主义的一神论基础上的定义,而且它既解释了民族主义运动,也解释了那些更加基于人们笃信宗教基础上的运动。第三,认为笃信宗教和宗教民族主义现象是区分新宗教政治运动将会在哪些地区出现的两个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评论这些运动之间的差异。

诚然,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理论是颇为丰富的,现已成为一个比较系统的学说,在这里不可能一一论述,但以上四条在当前影响极广泛,颇为世人重视。

尽管这些宗教政治运动之间存在着一些主要差异,但令人惊异的是这些运动中的许多运动都同时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并迅速发展。下列这些事件与这些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1973-1975年,因德拉·甘地颁布的“紧急事件条例”,这些条例推动了锡克教和印度教政治运动的发展,也促进了穆斯林运动出现在克什米尔地区;1979年伊朗革命的出现以及这次革命所造成的影响;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伊斯兰教领导的爱国武装力量的反击;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推行实施伊斯兰教法律并支持伊斯兰教团体;以及1979年杰丽·福尔韦尔在美国建立了道德多数派。

造成这些事件同时发生的原因之一是各国公众对该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不满情绪和混乱局势的加剧造成的。尽管东亚和欧洲各国的收入分配已经更加平均,并建立了社会安全网,而且近期出现的一些受人们欢迎的经济变化也帮助减少了一些公众的对抗情绪,但是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地区能不受到发展迅速且不平衡的社会、经济变化的影响。在某些国家,一些特殊的原因促进了强大的新宗教政治运动的出现,例如,发生在南半球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中东地区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问题。但另一方面,我们很难确定其他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新宗教政治运动的出现,例如妇女及妇女同盟向男权制提出挑战等因素。因为这些因素既出现在有新宗教政治运动的国家,也出现在没有新宗教政治运动的国家,所以很显然这些因素是不能单独解释新宗教政治运动出现的原因的。但是有一个因素似乎在有新宗教政治运动的国家中显得更加突出,那就是无论是在被称作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还是自由市场国家或是其他国家中,人们对其世俗政府的近期政策都感到失望。在许多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国家,到处都能感受到人们对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的不满情绪,而且还时常发生反对政府对宗教采取明显的敌视态度的反抗活动。

伊斯兰世界像其他一些发展中地区一样,处在社会变动之中。在伊斯兰世界表达出来的政治和社会思想是这一地区现代化总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考虑和研究作为一种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必须与现代化联系。从理论上讲,它自成体系,而且包含有许多新鲜内容,尽管当前还不完善,除含有真理成份外,尚有不少谬误,但它仍不失为人类思维的一个花朵。

而且在最近几十年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失去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和号召力。在穆斯林世界和其他一些地方,不仅原教旨主义者通常都来自原来常会产生共产主义者的人群,而且许多前左翼知识分子也加入到新宗教政治运动中,他们的人数也显得十分突出。

一种现代化模式的探索

从历史角度看,笃信宗教和宗教民族主义是个发展和变化的现象,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虽然它们近几十年在世界许多地方都遭受了一些挫折,但现在仍呈上升趋势。如同许多可被称作原因的因素一样,笃信宗教和宗教民族主义同样既是其他原因作用的结果,也是许多因果关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结果。在一些仅有少数宗教政治运动发生的地区也有宗教民族主义和笃信宗教现象,如发生在前南斯拉夫、中亚、爱尔兰和非洲穆斯林国家的民族宗教斗争,或是在拉丁美洲出现的宗教政治趋势。

现代化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是当代的主旋律。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为人们提供了某些成功的模式,如欧洲大陆型模式、英国型模式和美国型模式等。伊斯兰世界的世俗民族主义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世俗型现代化模式,但不完善,突出的问题是照搬别国的经验,忽视自己的文化传统。换句话说,忽视伊斯兰教。它不懂得或者说没有意识到,伊斯兰教不仅仅是宗教信仰,而且也是穆斯林民族的主体文化。另外,对现代化初期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也未能及时地和妥善地予以解决。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出现是同世俗领导人未能降低贫困率和失业率有密切关系,同世俗政权腐败、专制独裁和脱离本国人民也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勾画出一种伊斯兰现代化模式的蓝图,即形式是伊斯兰的,内容是现代化的。当然,目前这还处在探索阶段。

在试图回答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出现了更多的宗教政治运动这一问题时,我们可以先从回答为什么无论是在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还是在基督徒占大多数人口的国家中,只有美国才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新宗教政治运动这一问题开始,尽管上述许多国家可能也具有构成产生这些运动的要素,例如基督教民主、天主教整体论主义、解放神学和非政治性的原教旨主义运动。

政教合一的现代国家的尝试

对于为什么美国比其他基督徒占多数人口的国家有更多的原教旨主义运动这一问题,最具有说服力的回答是,这样的基督教宗教政治运动似乎只可能发生在像美国那样多宗教派别同时存在的环境中,特别是公众在信仰上帝、相信圣经文字的真实性和宇宙万物是由上帝特别创造等信仰的程度上远比任何其他基督徒占多数人口的工业化国家高得多。这里仅引用众多民调数据中的几个数据为例,72%的美国人表示《圣经》是上帝说的话,其中39%的人指出《圣经》应该被逐字逐句地理解接受,还有44%的人声称他们相信上帝在一万年前创造了几乎跟现在一样的世界。在大批去教堂的人中,许多人都属于相信《圣经》是准确无误的福音教派。自从19世纪晚期宗教现代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兴起之后,这些人就成为了美国原教旨主义运动产生的巨大的群众基础。而在欧洲,人们对上帝、《圣经》和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信仰程度远没有美国那么广泛,欧洲人不像美国原教旨主义者那样在《圣经》中看到了大量反对达尔文学说、堕胎、节育等内容。

随着民族主义运动而来的世俗化浪潮席卷了伊斯兰世界,科学和理性向人们郑重宣告,伊斯兰教已悄然隐退。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吃惊地发现,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已呈燎原之势。按照传统观念,现代国家必须具有政教分离和权威理性化的属性。然而,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仅提出了政教合一的现代国家模式的构想,而且还使其在伊朗、苏丹等国变为现实,这又不能不使人惊叹不已。诚然,宗教和理性的关系,犹如水与火的关系,是彼此不相容的,世俗化政体与神权政体也是尖锐对立的。但是,人们是否可以持反传统的看法,把伊斯兰教不仅视为宗教,而且更视为一种民族文化。作为宗教来说,当然是反理性的;但作为文化来讲,自然包含有大量的理性因素,如在《古兰经》中,世俗的东西、人间的东西比比皆是。如果从这一立场出发,或许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会走出一条新路子。

我们现在还没有比较好的有关发展中国家宗教信仰的民调数据,因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是不能够调查人们的信仰问题的,但是毫无疑问,当代穆斯林国家的人们是强烈信仰伊斯兰教并坚信圣典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在以色列,尽管国家的创始人都是世俗主义者,而且世俗主义思想仍旧非常强大,可是仍然有一股越来越强大的推动力,使得人们对犹太教的认同成为对以色列国家认同中一个更加重要的组成部分,这股强大的推动力是由于宗教信仰更加强烈的东方犹太教徒的大量移入所形成的。南亚地区情况也是如此,人们对种族或民族主义的强烈认同主要集中在对宗教传统的关注上,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起到如同信仰所起到的一样的作用。

民族复兴的执著追求

在穆斯林世界,尽管一些产生原教旨主义运动的社会、经济和反世俗的背景和其他地方的相似,但是许多受此影响的人群却和美国的不同。在那里,伊斯兰运动与其说是由拘泥于教义的东正教的保护者发起的,不如说是由一些早几十年可能会转向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信仰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学生发起的。埃及总统纳赛尔是埃及民族主义的象征,人们对于他没能打败以色列,也没能解决国内的许多问题感到失望,也对于他既没有使国家实现社会主义,也没有使国家实现资本主义的做法感到失望,这使得人们转向去寻求一个昔日理想化的伊斯兰教国家,并认为这样的伊斯兰教国家比民族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更能明显地体现出一种民族的认同性。在这一地区,特别是当一些国家的政府被认为太世俗、太倾向西方,以及在处理以色列问题方面太妥协时,人们就会普遍认为,伊斯兰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定能够解决现代社会出现的问题。

通过信仰的复兴来达到民族复兴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最具魅力之处。众所周知,伊斯兰世界各国获得独立后,大多以西方为模式,开始了以工业化、世俗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然而,到了70年代,人们发现,伊斯兰世界各国作为发达国家政治和经济附庸的地位并未改变,而且差距进一步扩大,不仅是债台高筑,西方文化也潮水般地涌来,传统的伊斯兰文化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就是那些因出售资源而富裕起来的产油国,也没有真正获得独立地位,特别在经济上依附性更强。在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看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世俗民族主义和世俗国家政府。回顾伊斯兰初创时期的美好历史,反思满目衰败的现实,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希冀另辟蹊径。于是,“伊斯兰政治”、“伊斯兰经济”、“伊斯兰民主”、“伊斯兰意识形态”等等,都成了组成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重要内容,以此表达穆斯林民族执著地追求民族复兴的崇高理想和远大抱负。

在大多数新宗教政治运动发展势头强大的国家中,尽管存在着一些背景上的差异,但我们却可以找出这些政府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所采取实施的一些主要世俗法案,这些法案的实施导致大量宗教政治运动的产生。在美国,政府的那些受到自由主义者无条件热情欢迎的法案同样遭受到了忠实于《圣经》教义者的鄙视。这其中有《平等权利修正案》和一些重要的最高法院法案,特别是1962年颁布的禁止在公立学校祈祷的法案和1973年颁布的准许堕胎权利的法案。这些都是自20世纪30年代之后出现的一种不断增长的趋势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就是赋予最高法院比各州更多更大的权力。尽管追溯到两个多世纪之前,让教会和国家分离的想法还是一种理想,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一理想就得到了实现,因为最高法院制定了一些重要的法案,这些法案扩宽了《人权法案》所包含的内容,并在各州加以实施。原教旨主义基督徒认为,《圣经》是禁止堕胎的,而且国家禁止在学校里祈祷也是一件令人憎恶的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反对教授进化论,他们在战后还发明了被他们自己称为神创说的理论,他们还试图把《圣经》中有关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内容包含在公立学校的正式课程中。在当时他们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实际上,通过他们不断的努力,在美国许多地方的学校都禁止教授进化论。特别是在南部的许多地方,尽管最高法院早已宣布禁止在学校祈祷,可这一现象仍然继续存在。最高法院权力的加大反映出中央政府的地位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可最高法院所具有的非代表性特征使得它很容易成为平民主义者攻击的对象。

从上述可知,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反映了人民群众追求现代化,渴望民族复兴,珍惜自己文化传统的迫切要求,这是其具有活力的深层原因,并具有积极意义。

在穆斯林国家,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主要集中在政府所颁布的多项法案上,这些法案改变了被公众普遍认为是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传统法律和习俗。许多非穆斯林国家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中央政府的权力日益增大,而且公众认为政府权力的增大是以损害宗教和传统的方式进行的。伊斯兰教的组织机构和乌力马控制了大多数教育、法院和社会服务机构,所有这些领域对于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一旦国家要夺走这些权力时,冲突就必然会发生。传统的对待性别、家庭和社会习俗问题的方式越来越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式的方式,而一些新的方式则被认为不是伊斯兰教式的方式,这些新的方式包括政府不断地扩大控制教育和法律领域,特别是政府在家庭和妇女角色方面所进行的法律上的改革。印度不但经历了不同形式的国家世俗化和政府支持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过程,而且也经历了国家把一些教育机会和工作岗位留给社会等级较低人群的过程。在印度和穆斯林世界,政府以现代化的名义干预社会习俗的现象是十分突出的,例如在穆斯林世界,公众的担忧主要集中在政府对婚姻家庭法的改革上,鼓励妇女平常不带面纱去工作和上学,以及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都轻视传统的着装和行为方式。

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同时含有许多令人深思的内容,对现实和未来具有消极影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殖民地时期之后,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没能解决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这就造成人民和政府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在穆斯林世界,政府常常发现很难把一些伊斯兰运动压制下去,这是因为这些运动具有许多优势,例如它们有分权制的组织机构,使用清真寺和宗教广播电视网络系统进行相互联系,而且因为它们给社会,特别是穷人提供了许多社会服务,所以受到越来越广泛的欢迎。

强化社会分离功能

穆斯林世界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以色列的存在。在穆斯林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眼中,以色列是一个殖民主义者的移植物,以色列人是在西方政府的保护之下进入到穆斯林世界的。作为反抗西方占领穆斯林国家运动的最后一步,穆斯林国家的人们似乎一时没有理由不认为,就像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被赶走一样,他们也能使用武力把以色列人赶走。可是仅在几次军事行动失败之后,许多穆斯林就开始认为,他们无法倒转那股支持以色列继续存在的势力。而不相信这一点的人则是那些拒绝接受像以色列这样一个国家的伊斯兰教徒,他们认为以色列占领了原本由穆斯林控制和居住的土地,而且也正是这些人在穆斯林中推动了宗教政治运动的产生和发展。

伊斯兰教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其中之一就是社会分离功能,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大地强化了这种社会功能。当前,各种合法、非法的宗教政党、组织不断涌现。在许多国家中,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已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对现政权和执政党构成巨大威胁,造成政局动荡,社会混乱,危及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安定,这一切,都与伊斯兰教的社会分离功能密切相关。

一些穆斯林国家和南亚国家(也不仅仅只局限于这些国家)所特有的另一现象是被我称为“两种文化”的现象,也可被称为文化二元论。尽管当今常把文化与民族种群的概念联在一起,但也有其他一些同样重要的区分方式。在1979年以前的伊朗和现在的中东及南亚地区,我们大体上发现了两种群体。一种群体的人具有西化或现代化的教育背景和文化习俗及志向,以及西方式的衣着打扮和行为方式。另一种群体的人则遵循被认为是传统的文化方式(尽管“传统的”一词具有误导性,可是它仍表明它主要是包含了“地方的”和“现代化之前的”两种因素的意思)。在“两种文化”这一现象中,双方之间的差距显得特别明显和突出。现代化的文化包括西方式的着装和消费,大量依赖西方文化资源,并掌握一门西方语言并将其作为日常交谈的方式。这种文化的追随者往往是世俗化的、具有世界主义精神和倾向西方思想观念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常常认为遵循传统的文化方式是落后的、迷信的、狂热和非理性的。而生活在传统文化中的那些人遵循的则是更加接近现代化之前时期的那些性别关系模式,例如,特别典型的是在社交场合男女分开,给予男人更多的权力去控制他们的姊妹和妻子,坚持严格限制妇女的两性关系。尽管最先提出对这两种文化的划分是为了描述伊斯兰国家的情形,可现在南亚地区也存在着许多这类情形,甚至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形存在。在美国,原教旨主义基督徒常为当代的道德习俗感到愤慨,他们把那些按照当代道德习俗行事的人看作是有害的罪人,而世俗主义者则把原教旨主义者看作是非理性和愚昧无知的。

提倡恐怖活动

这两种文化的分裂现象发生在新宗教政治运动兴起之前,同时也为这些运动的出现提供了沃土。那些遵循传统方式的人常常憎恨现代的模式,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南半球的人,他们把这种现代模式与他们所厌恶的西方人联系在一起。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经历过现代化,这些人的存在为那些有着良好教育和思想观念的原教旨主义者提供了广泛的大众基础。而这些原教旨主义者通常都来自农村、小城镇或城市的传统家庭,他们感到夹在西方和传统方式中左右为难,所以他们非常看好可以同时促进技术和传统主义发展的运动,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为了这些运动的追随者。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并选择“传统的”、原教旨主义和平民主义身份认同的人,常常会发现一个比他们本可以在现代化时期发现的还要更加庞大和热情的大众基础。

尽管恐怖活动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主要方面,且热衷于搞恐怖活动的也只是极少数极端分子,但其恶劣影响不可低估。他们在大众传媒,特别在西方传媒中形象极坏,被描绘为“穆斯林暴乱分子”、“极端派”和“恐怖分子”,等等。其中虽说有夸张成份,但也有事实依据。以阿尔及利亚为例,1994年暗杀致残6388人,暗杀致伤2289人,纵火、爆炸和破坏事件2775起,都与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有关。

宗教政治运动所具有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这些运动对世俗的中央集权国家权力日益增长的现象都持有敌对的态度。人们很少给予原教旨主义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以应有的重视。在埃及,人们指责和反对纳赛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这一制度由中央统一调控经济,并控制乌力马和穆斯林的最高学府,人们也指责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实行的开放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他们的外交政策。在巴列维国王统治的革命前的伊朗,他提出并实施了许多反对宗教的措施,其中包括土地改革、给予妇女选举权以及与美国和以色列建立合作关系。处于后殖民地时期的国家领导人常常比殖民者还要更多地干预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殖民者在干预个人和家庭事务上却比较谨慎小心。在中东地区,伊斯兰教徒的反抗行动主要指向那些被人们认为是带有专制性和反伊斯兰教的政府行为上。在印度、以色列和美国,国家对社会问题的干预行为在战后时期变得越来越多,而且无论这些国家的保守主义者是不是原教旨主义者,国家的这些干预行为都已成为保守主义者不满的原因。

对外政策严重失误

原教旨主义学者比其他学者更经常地强调社会经济中所发生的变化,他们认为这些变化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紧张压力、收入差距和混乱,其中的一些变化还削弱了人们对现代社会进程所具有的先进性的信任,造成了人际间的疏远感,增加了人们对寻求相同群体的需求。对于一些人来说,参加宗教政治运动就能满足他们的这些情感和需求,而另一些人,特别是处在笃信宗教和宗教民族主义意识比较弱的国家中的那些人,则转向寻求民族主义或其他形式的认同政治了。

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是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坚持的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奉行这一政策的某些国家积极支持国际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例如,他们支持阿富汗、塔吉克的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并与“真主党”、“哈马斯”关系密切。据统计,在中东和北非,受他们资助和支持的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多达20几个。对外输出革命的理论是十分有害的,因为它违反了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增加了国与国之间的隔阂,践踏了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到头来,很可能使自己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甚至招来经济制裁。

使得宗教政治运动传播扩大的另一原因是榜样的力量。正如共产主义革命在19世纪和1917年之后迅速传播扩大一样,宗教政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也通过榜样力量的影响得到了人们更加广泛的支持。早期的埃及穆斯林同胞会就刺激其他地区也产生了类似的团体组织,而伊朗革命则激励产生了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宗教政治运动。自1967年以色列打败埃及之后,宗教政治运动在阿拉伯世界中迅速传播,这一传播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以色列对宗教的认同而形成了一种力量所造成的。在南亚出现的宗教政治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能发现这类模仿另一宗教团体的现象,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南亚所发生的这些模仿行为都是在模仿先前发生在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在英国出现的如反堕胎运动和其他运动也是受到美国类似运动的强烈影响才产生的。

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和世俗民族主义一样,是当代伊斯兰世界的主要的政治意识形态。它产生于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并发挥了巨大的能动作用,今后必将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开展而发展变化。它和世俗民族主义虽然针锋相对,但将长期共存,因为两者在伊斯兰世界都找到了自身发展的肥沃土壤。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点,诸如捍卫民族利益,保卫国家主权以及致力于现代化等。它们概括出的现代化模式,是伊斯兰世界的两种主要模式。当前,以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引人注目。今年3月30日,第三届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会议在尼罗河畔的喀土穆开幕,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复兴组织、波斯尼亚、伊朗和阿富汗的各种派别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认为,摆脱西方的经济、军事和文化控制的途径在于建立一个伊斯兰联合国,发行一种统一的伊斯兰货币,以及其他一些办法。与此同时,合法斗争以及暴力、恐怖活动也已成为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基本形态和主要趋向。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前途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深度;现政权解决危机的能力;世俗的、左翼的和民主团体等传统反对派的群众代表性程度;减少恐怖活动的措施和效果;调整对外政策的努力情况。随着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深入开展,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将会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其内容也会不断丰富多彩。

责任编辑:刘 宇

注释:

[1]M. S. Agwani,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West Asia, Vikas Publishing House PVT LTD,1992,P.42-43。

[2]凯马尔·H·卡尔帕特:《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

[3]同上书,第628-632页。

[4]《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第631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转自《西亚非洲》

本栏编辑: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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